桓公问管子曰:“请问乘马。”管子对曰:“国无储在令。”桓公曰:“何谓国无储在令?”管子对曰:“一农之量壤百亩也,春事二十五日之内。”桓公曰:“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?”管子对曰:“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,七十日而阴冻释。阴冻释而秇稷,百日不秇稷,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。今君立扶台、五衢之众皆作。君过春而不止,民失其二十五日,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。起一人之繇,百亩不举;起十人之繇,千亩不举;起百人之繇,万亩不举;起千人之繇,十万亩不举。春已失二十五日,而尚有起夏作,是春失其地,夏失其苗,秋起繇而无止,此之谓谷地数亡。谷失于时,君之衡藉而无止,民食什伍之谷,则君已籍九矣,有衡求币焉,此盗暴之所以起,刑罚之所以众也。随之以暴,谓之内战。”桓公曰:“善哉!”



:“策乘马之数求尽也,彼王者不夺民时,故五谷兴丰。五谷兴丰,则士轻禄,民简赏。彼善为国者,使农夫寒耕暑耘,力归于上,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,非怨民心伤民意,高下之策,不得不然之理也。”



桓公曰:“为之奈何?”管子曰:“虞国得策乘马之数矣。”桓公曰:“何谓策乘马之数?”管子曰:“百亩之夫,予之策:‘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,资子之币。’春秋,子谷大登,国谷之重去分。谓农夫曰:‘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。’国谷之分在上,国谷之重再十倍。谓远近之县,里、邑百官,皆当奉器械备,曰:‘国无币,以谷准币。’国谷之櫎,一切什九。还谷而应谷,国器皆资,无籍于民。此有虞之策乘马也。”



白话译文:



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。”管仲回答说:“国家没有财物积蓄,原因出在政令上。”桓公说:“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,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。”桓公说:“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?”管仲回答说:“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,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。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,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,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。现在君上修建扶台,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。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,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,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。征发一人的谣役,百亩地不得耕种;征发十人,千亩不得耕种;征发百人,万亩不得耕种;征发干人,十万亩不得耕种。春季已失去了那个‘二十五天’,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,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,夏天误了耘苗,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,这就叫做粮食、土地不断地丧失。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,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,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,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。此外,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。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。如随之以暴力镇压,就要发生所谓‘内战’了。”桓公说:“讲得好啊!”



管仲接着说:“这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。那些成王业的君主,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,所以能五谷丰收。但是五谷丰收后,战士就往往轻视爵禄,百姓也难免轻视国家奖赏。那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,就能使农民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,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。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民意,而是实行了利用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,就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。”



桓公说:“具体做法如何?”管仲说:“古代虞国是真正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的。”桓公说:“到底什么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?”管仲说:“对于种百亩田的农民们,下达一个通令说:‘这个大约二十五天的时间,归你们自己进行春耕,国家并发给你们贷款。’到了大秋,五谷大熟,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。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:‘你们的贷款,都要折成粮食偿还,而且要送交州、里的官府收藏。’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,就可使粮价提高二十倍。于是又通告远近各县、各里、各邑的官吏们,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兵器和各种用具备用。同时通告说:‘国家没有现钱,用粮食折成现钱购买。’这便在国内粮食价格上,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。经过偿还粮食来支付器械的贷款,国家的器物都得到供应,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。这就是虞国运用计算筹划的做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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