枢言第十二

合集:《管子》

管子曰：道之在天者，日也；其在人者，心也。故曰：有气则生，无气则死，生者以其气；有名则治，无名则乱，治者以其名。



枢言曰：爱之，利之，益之，安之，四者道之出。帝王者用之。而天下治矣。帝王者，审所先所后：先民与地则得矣，先贵与骄则失矣。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。



人主不可以不慎贵，不可以不慎民，不可以不慎富。慎贵在举贤，慎民在置官，慎富在务地。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、不可不慎。国有宝，有器，有用。城郭、险阻、蓄藏，宝也；圣智，器也；珠玉，末用也。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末用，故能为天下。



生而不死者二，立而不立者四：喜也者、怒也者、恶也者、欲也者、天下之败也，而贤者宝之。



为善者，非善也，故善无以为也。故先王贵善。王主积于民，霸主积于将战士，衰主积于贵人，亡主积于妇女珠玉。故先王慎其所积。



疾之，疾之，万物之师也。为之，为之，万物之时也。强之，强之，万物之指也。



凡国有三制：有制人者，有为人之所制者，有不能制人、人亦不能制者。何以知其然？德盛义尊，而不好加名于人；人众兵强，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；天下有大事，而好以其国后。如此者，制人者也，德不盛，义不尊，而好加名于人；人不众，兵不强，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；恃与国，幸名利。如此者，人之所制也。人进亦进，人退亦退，人劳亦劳，人佚亦佚，进退劳佚，与人相胥。如此者，不能制人，人亦不能制也。



爱人甚，而不能利也；憎人甚，而不能害也。故先王贵当，贵周。周者，不出于口，不见于色；一龙一蛇。一日五化之谓周。故先王不以一过二。先王不独举，不擅功。



先王不约束，不结纽。约束则解，结纽则绝。故亲不在约束、结纽。先王不货交，不列地，以为天下。天下不可改也，而可以鞭箠使也。时也，利也，出为之也。余目不明，余耳不聪，是以能继天子之容。官职亦然。时者得天，义者得人。既时且义，故能得天与人。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，则边竟安；边竟安，则邻国亲；邻国亲，则举当矣。



人故相憎也，人之心悍，故为之法。法出于礼，礼出于治。治、礼道也。万物待治礼而后定。凡万物，阴阳两生而参视。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。以卑为卑，卑不可得；以尊为尊，尊不可得。桀、舜是也。先王之所以最重也。



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，何也？，唯无。得之，尧舜禹汤文武孝己，斯待以成，天下必待以生。故先王重之。一日不食，比岁歉；三日不食，比岁饥；五日不食，比岁荒；七月不食，无国土；十日不食，无畴类，尽死矣。



先王贵诚信。诚信者，天下之结也。贤大夫不恃宗至，士不恃外权。坦坦之利不以功，坦坦之备不为用。故存国家，定社稷，在卒谋之间耳。



圣人用其心，沌沌乎博而圜，豚豚乎莫得其门，纷纷乎若乱丝，遗遗乎若有从治。故曰，欲知者知之，欲利者利之，欲勇者勇之，欲贵者贵之。彼欲贵，我贵之，人谓我有礼；彼欲勇，我勇之，人谓我恭；彼欲利，我利之，人谓我仁；彼欲知，我知之，人谓我慜。戒之，戒之，微而异之，动作必思之，无令人识之，卒来者必备之信之者，仁也。不可欺者，智也。既智且仁，是谓成人。



贱固事贵，不肖固事贤。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，以其贵而事贱也；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，以其贤而事不肖也。恶者，美之充也。卑者，尊之充也。贱者，贵之充也。故先王贵之。



天以时使，地以材使，人以德使，鬼神以祥使，禽兽以力使。所谓德者，先之之谓也。故德莫如先，应適莫如后。先王用一阴二阳者，霸；尽以阳者，王；以一阳二阴者，削；尽以阴者，亡。量之不以少多，称之不以轻重，度之不以短长。不审此三者，不可举大事。能戒乎？能敕乎？能隐而伏乎？能而稷乎？能而麦乎？春不生而夏无得乎？众人之用其心也，爱者憎之始也，德者怨之本也。唯贤者不然。先王事以合交，德以合人。二者不合，则无成矣，无亲矣。



凡国之亡也，以其长者也；人之自失也，以其所长者也。故善游者死于粱池，善射者死于中野。命属于食，治属于事。无善事而有善治者，自古及今，未尝之有也。



众胜寡，疾胜徐，勇胜怯，智胜愚，善胜恶，有义胜无义，有天道胜无天道。凡此七胜者贵众，用之终身者众矣。



人主好佚欲，亡其身失其国者，殆；其德不足以怀其民者，殆；明其刑而贱其士者，殆；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极已者，殆；身弥老不知敬其適子者，殆；蓄藏积，陈朽腐，不以与人者，殆。



凡人之名三：有治也者，有耻也者，有事也者，事之名二：正之，察之。五者而，天下治矣。名正则治，名倚则乱，无名则死，故先王贵名。



先王取天下，远者以礼，近者以体。体、礼者，所以取天下；远、近者，所以殊天下之际。



日益之而患少者，唯忠；日损之而患多者。唯欲。多忠少欲，智也，为人臣者之广道也。为人臣者，非有功劳于国也，家富而国贫，为人臣者之大罪也；为人臣者，非有功劳于国也，爵尊而主卑，为人臣者之大罪也。无功劳于国而贵富者；其唯尚贤乎？



众人之用其心也，爰者憎之始也，德者怨之本也。生其事亲也，妻子具，则孝衰矣；其事君也，有好业，家室富足，则行衰矣；爵禄满，则忠衰矣。唯贤者不然；故先王不满也。人主操逆，人臣操顺。



先王重荣辱，荣辱在为。天下无私爱也，无私憎也，为善者有福，为不善者有祸、祸福在为。故先王重为。明赏不费，明刑不暴。赏罚明，则德之至者也，故先王贵明。



天道大而帝王者用，爱恶爱恶，天下可秘，爱恶重，闭必固。



釜鼓满、则人概之；人满，则天概之，故先王不满也。



先王之书，心之敬执也，而众人不知也。故有事，事也；毋事，亦事也。吾畏事，不欲为事；吾畏言，不欲为言，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。



白话译文：



管子说：“道在天上，好比太阳；它在人体，就好比心了。”所以说，有气则生，无气则死，生命就是依靠气；有名分则治，无名分则乱，统治就是依靠名分的。枢言指出：爱民、利民、益民、安民，四者都是从道产生的，帝王运用它们，天下便得治了。帝王，就是要分清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，什么事应当放在后头。把人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对了，把高贵和骄傲放在前面就错了。所以，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何者为先、何者为后的问题。人君不可不慎重地对待“贵”的问题，不可不慎重地对待人民”的问题，不可不慎重地对待“富”的问题。慎重对待“贵”，在于如何举用贤人；慎重对待人民，在于如何设置官吏；慎重对待“富”，在于如何注重农业。所以，人君的高低轻重决定在这三个方面，不可不慎。一个国家，都有宝、有器、有用。内城外郭、山川险地、粮食贮备，这些都是“宝”；圣明、智谋、算作“器”；珠玉，居末位，算作财用。先代圣王看重宝与器而看轻财用，所以能治天下。生存而不至于死灭的事物有两种：气与名。亡国而不利于立国的因素则有四个①：喜、怒、厌恶与嗜好，四者都可导致天下的败亡，但贤者却很少有这些毛病②。伪善，不是善。善，是无法做假的。所以先代圣王注重“善”。成王业的国君积聚人民，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，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，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。所以，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。要加快进行探索，因为万物是众多的；要努力进行探索，因为万物是随时流逝的；要加强进行探索，因为万物是意旨精深的。一个国家有三种情况的控制：有控制别人的，有被别人控制的，有不能控制别人、别人也不能加以控制的。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德盛义高，而不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；人众兵强，而不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；天下有大的事变，而愿意使本国走在后面；这样的国家，必然是控制别人的。德不盛，义不高，而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；人不多，兵不强，而好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；依仗同盟，偷取名利；这样的国家，必然是被人控制的。人进亦进，人退亦退，人劳亦劳，人逸亦逸，进退劳逸，与人相从；这样的国家，不能控制他人，他人也是不加控制的。爱人过了头，反而不能有利于其人；恨人过了头，反而不能加害于其人。所以，先王总是注重分寸适当，也注重保持机密。机密，就是不可说出口，不可形于色，就像龙、蛇一天五变而无人察觉一样，才叫做保持机密。所以，先王总是不肯惊人地把一说成超过二，先王也不肯独自包办事业或独自居功。先王在处理国家关系时，即不“约束”，也不“结纽”。约结成束就必然解散，结成绳扣就必然折断。所以，国家亲善不在于“约束”和“结纽”。先王也不用“货交”和“裂地”的办法来治理天下。因为天下各国的既成关系不可轻易改变只可以用威力统一驾御。合于天时，合于正义③，都要去做。此外，虽有多余的视力也不看，多余的耳力也不听，这才能够保持天子圣智的颂声。官吏的职责也同样如此。合于天时则得到自然优势，合于正义则得到人的拥护。既占天时，有合正义，这就能把天与人的力量一并掌握起来了。先王不采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，这样，边境就会安定；边境安定，则邻国亲善；邻国亲善，问题就可以处理得当了。人们本来是相互憎恶的，人心凶悍，所以要颁布法律。法出于礼，礼出于理论。理论与礼都是道。万物的关系都是根据理论和礼的出现而后才确定下来的。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两者相生而形成第三个事物，先王就是根据这三种现象而慎重掌握正反两方面。以卑下断定卑下，找不到卑下；用高尚断定高尚，得不到高尚。这就是先王最重视相反相成道理的原因。得之必生，失之必死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唯有粮食④。得到它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和孝己，才赖以成功；天下人也必须靠它才可以生存。一天断了食，等于过歉年；三天断了食，等于过饥年；五天断了食，等于过荒年；七天断了食，国土就保不住；十天断了食，同类皆无，全部都将死掉了。先王最重视诚信，有了诚信，天下各国就结好了。贤大夫不依靠宗室门第，士不依靠别国同盟，取得平平的小利不视为功，面对平平小富不为所用。所以，存国家，定社稷的大事就在暂短之间的谋划当中解决了。圣人在运用其心思，好像混混沌沌地博大而圆到，又隐隐地使人找不到门，纷纷然好象乱丝，又象有次序地可以梳理⑤。就是说，人们想要求知的就让他求知，想要求利的就让他求利，想要求勇的就让他求勇，想要求地位的就让他求地位。他想求地位，我就许他求地位，人家会说我有礼；他想求勇，我就许他求勇，人家会说我恭；他想求利，我就许他求利，人家会说我仁；他想求知，我就许他求知，人家会说我聪敏。但是要注意戒备，隐微而庇翼自己，动作一定要深思，不要被人识透；对于突然到来的事件，必须有防备。对人有信叫做仁，不被欺瞒叫做智，既仁且智，就可以说是成熟的人了。卑贱者固然应当事奉高贵者，不肖者固然应当事奉贤者。但高贵者之所以能成为高贵，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贵事贱；贤者之所以能成为贤，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贤事不肖。粗恶是精美的根本，卑下是尊高的根本，低贱是高贵的根本。所以先王很重视它们。天，通过时令发挥作用；地，通过物材发挥作用；人，通过行德发挥作用；鬼神，通过赐福发挥作用；禽兽，通过力气发挥作用。所谓德，就是率先行德的意思。所以，行德最好是走在前头，它不象应敌打仗那样以后发制人为主。先王举事，占有一个不利条件两个有利条件的，可成霸业；完全是有利条件的，可成王业；占有一个有利条件两个不利条件的，必然削弱；完全是不利条件的，必然败亡。计量以后，不讲求多少；称量以后，不讲求轻重；度量以后，不讲求短长。不讲求这三者，不可以举大事。能够保持戒惧么？能够保持谨慎么？能够保持隐伏而不锋芒外露么？能作到种谷得谷么？能作到种麦得麦么？能设想春日不生长，夏日也无所得么⑥？先王用服务来聚合友谊，用行德来聚合国人。两者都无所聚合，那就没有成就，也没有亲近的人了。凡国家的败亡，找原因往往在它的长处；人的自我失误，也往往因其所长。所以，善于游泳者死于梁地，善于射猎者常死在荒野之中。生命从属于粮食，言辞从属于实事。无好事而有好的言辞表达的，自古及今，不曾存在。众胜寡，快胜慢，勇胜怯，智胜愚，善胜恶，有义胜无义，有天道胜无天道。凡此七个胜利条件贵在有其多数，而终身运用就将具备其多数了。人君好放荡纵欲，忘其身而失其国者，必然失败；其德望不足以感怀其民众者，必然失败；盛其刑罚而残害其士人者，必然失败；诸侯给与权威，但时间长而不知急起直追者，必然失败；自身很老而不知尊重太子者，必然失败；贮蓄积藏的物资，陈列腐朽的粮食，而不肯施与他人者，也必然失败。人的名分有三：有治理的，有督促的，有服务的⑦。事的名分有二：有纠正于事前的，有察明于事后的。五者完善，天下就得治了。名分正则天下治，名分不正则天下乱，没有名分则死灭。所以先王很注重名分。先王谋取天下，对远的国家用“礼”，对近的国家用“亲”。所谓亲和礼，是用来谋取天下的手段；所谓远和近，是就区分天下各国边际而言的。每天都有增长而唯恐太少的，是忠心；每天都有减少而唯恐太多的，是欲望。多忠少欲，是明智的表现，是作人臣的宽广道路。作为人臣，无功于国，而造成家富国贫的局面，就是人臣的大罪；作为人臣，无功于国，而造成爵尊主卑的局面，也是人臣的大罪。对国家没有功劳尚可以赢得富贵，谁还去推崇贤人呢？普通人的心理活动，爱往往是憎的开始，恩德往往成为怨恨的出发点。他们事奉双亲，有了妻子孝行就衰退了；他们事奉国君，有了妻产业，家室富足，德行就衰退了；爵禄满足忠心就衰退了。只有少数贤人不这样而已。所以先王总是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了。釜鼓之类的量器装满了，人们就要用“概”来平；人满了，天就要来平。所以先王不使人们爵禄太满。人君执行“逆”的政策，人臣反而会顺着行事⑧。先王重视荣辱，荣辱决定于实际行动。天地没有私爱和私恨⑨，实际行善者有福，实际行不善者有祸，祸福都在实际行动。故先王重视实际行动。公开行赏，节约费用；公开处刑，减少刑杀。赏罚公开是德政的最高体现，所以先王重视公开。天道伟大而帝王应当运用，爱天下之所爱，恶天下之所恶，天下就可以全面控制，全面控制则必然巩固⑩。先王的书，我内心是敬爱的，不过一般人并不了解它。所以，有事的时候，要敬读它；无事的时候，也要敬读它。我是怕事的，所以不喜欢作事；我也是怕讲话的，所以不喜欢发言。原因是行年六十而且年老口吃的原故。